周建屏任八路军115师343旅副旅长时，下属包括李天佑，杨得志，杨勇，陈正湘，陈士榘，黄永胜…你说他如果参加授衔该是上将还是大将？
洪子店的冬天没有把周建屏等成一位将军。
1937年12月11日，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在这里立起来，司令员周建屏，政委刘道生。
屋子外面是平山一带的村庄，铁路和公路被日军握着，山口有人放哨，村里刚凑起自卫队，枪支不齐，口粮也紧。
周建屏站在这里，和他几个月前的位置不一样。
平型关前后，他是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副旅长。那支旅里，陈光是旅长，陈士榘在参谋岗位上，下面有李天佑、杨得志、杨勇、陈正湘这些能打的干部。后人一看这张名单，容易把眼睛盯在后来那些肩章上。
可洪子店没有肩章。
洪子店只问一个事，明天村口还能不能有人守，交通线断了之后，还能不能把消息送出去。
副旅长听上去靠近主力，军分区司令员听上去像被放到边上。
实际到了敌后，边上就是前沿。村庄没有站住，游击队没处落脚，主力再能打，也只能从这里擦过去。
周建屏要做的，不是把一个漂亮战例打出来给人记住，而是让一片不稳的地方慢慢有筋骨。
他早就带过硬队伍。
赣东北那几年，红十军军长这个职务压在身上，兵少枪少，四面都缺。那类队伍吃不得大败，一败就散；也不能只躲，躲久了群众也散。
周建屏懂这种苦局。
他不是单靠蛮劲往前撞的人。能把队伍带住，能让根据地不被一口吃掉，这种本事到晋察冀仍然有用，只是换了地方，换了活法。
洪子店周围的活更碎。
干部要进村，民众要发动，哨点要设，粮秣要筹，自卫队要练。敌人来得快，撤得也要快。白天一套办法，夜里又是一套办法。周建屏年纪不算小，旧伤没有放过他。
病一阵一阵压下来，人不能像年轻干部那样说走就走。
可分区刚建，许多事还得往他屋里送。
门一开，进来的常是坏消息，哪里有敌情，哪里有人被抓，哪个村子还在犹豫。
这其实压着两套账。一套是眼前账，粮从哪来，队伍往哪撤，受伤的人送到哪里。另一套是后来人才会翻的账，周建屏到底该算到哪一级。前一套账急，来不及讲情面；后一套账冷，要把空出来的岁月也算进去。人活着，职务会动，战场会把人往上推，也会把人摔下去。
人停住了，纸上的位置也跟着停住。
若把1955年的授衔台搬到这个屋里，那一年能站上去的人，多半又熬过十几年仗。有人从团长走到兵团，有人从师旅一路做到大军区。
周建屏没有这段。
他的路在1938年6月13日断了，四十六岁，病故在抗战初起的晋察冀。
那天以后，他不会再有新的战役，不会再有新的任命，也不会有建国后的军队职务。
可空出来的年月，不能拿来压低前面的分量。
红十军军长不是轻位，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副旅长也不是虚衔，晋察冀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更不是闲职。这三处放在一起，能看见一个军事干部从红军根据地到抗战敌后的跨度。
若他活到授衔，并且一直留在军队系统，上将这一级并不勉强。
它不是靠同情给出来的，而是由早年主官位置和敌后开辟压力撑起来的。
还有一点别忽略，周建屏不是单纯从红军主力里抽出来的干部。
他在旧军队里摸过枪，也在红军里带过一军，到敌后又去搭地方武装。三种活路搅在一人身上，评低了不像样，评高了又缺后证。这个缝，就是他留给后来人的难题。
大将就要另算，它需要更长的战场年头，更高的战争层级，也要有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的连续位置。周建屏可以被拿来讨论，却不能直接落笔。后人可以想，若他留在晋察冀，若他跟着华北战场往后走，若他的身体撑住，也许会走到更大的岗位。可这些都隔着一个“若”。军衔评定看的是走完的路，不是替人补上的路。
它不像战场失利，有电报、有伤亡数字、有谁负责。它只是一个人没能接着往下走，后面的台阶全空着。上将还能靠前半程撑住，大将却要靠后半程加码。
周建屏不是不够老，也不是不够能打，他少的是时间，是还能继续被战争检验的那十几年。
周建屏没有等到授衔。
许多年后，人们翻那张一一五师的旧名单，会看见一串熟名字往后走远。
他留在洪子店，留在那张没画完的敌后地图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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