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四方面军9军军长叫何畏，军事素养出众，擅长谋划指挥硬仗，军中素有 “小诸葛” 之称。但性格暴躁，动不动就发脾气，在红四方面军非常有名。
红九军刚扩成军时，何畏已经不是普通带兵干部。
军长两个字压在他身上，也压在一支刚拼起来的队伍身上。川陕苏区山多，路窄，部队分开走，消息靠人送，粮弹靠人背，伤员也靠人抬。
第二十五师、第二十七师和军直属队不在一处，哪一路迟了，哪一路走错了，前面都要付代价。
何畏脾气大，在红四方面军有名，可第九军不是让他发火的地方。这里要的是命令能落地，队伍能跟上，打完还能收回来。
一九三三年夏，红四方面军把第十二师和巴中一带地方武装扩成第九军。
何畏任军长，詹才芳任政委，许世友任副军长，王新亭任政治部主任。这个班子里，没人是摆设。
詹才芳管政治上的稳，许世友能带队冲，王新亭盯宣传、纪律和群众工作，何畏要拍板用兵。地方武装刚编进来，老红军也要重新合队，番号变大，麻烦也变多。
军长拍桌子没有用，第二天队伍还得按时出发。第九军的难处还在编制之外。
刚从师扩成军，原来的熟人关系不够用了。师下面有团，军部下面有直属队，政委和政治部要管思想、纪律、群众关系，军长要管作战和调动。命令还是要一层层落到师团。
何畏要让不同来路的人听同一套命令，这比带着一支熟队伍冲锋费劲得多。
何畏读过书，进过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，参加过起义，也在红军部队里打过仗。
这样的底子，让他比不少干部更熟悉军事训练和队伍调度。红军山地战用不上旧军校那套整齐架子，可行军、火力、撤收、预备队这些事，不能全凭热血。
他有这方面的本钱。
第九军让他来管，确实不是随便点名。敌人压过来时，军长要能判断哪里该守，哪里该让，哪个师还能再顶一阵。
他的坏脾气也跟着进了军部，发火不是私事。
军长一急，参谋要受，传令员要受，政工干部也要受。何畏说话带广东口音，急起来更难听清，火气压下来，底下人很难慢慢问第二遍。作战命令不是闲话，地名、时间、师团番号、行军方向，少听一个字都麻烦。
红九军的军部里，暴躁不是性格小毛病，它会钻进命令的缝里。
周希汉到红九军当作战科长时，就撞上这个难处。
何畏讲话难懂，军部曾经换过几任参谋。周希汉没有跟他硬碰，先去摸他的发音规律，过了一阵才跟上节奏。一个作战科长刚到军部，先要熟悉的不是敌情，是军长的口音。桌上摊着地图，旁边等着命令，外面部队还在等下一步。
军部里的每一点卡顿，都会拖到前线去。
川陕战场不等人。反围攻打到万源一带，红四方面军东线压力很重。红九军在这种位置上用兵，军长不能只靠勇。
山地里打仗，最怕一处乱带着几处乱。
何畏能压住部队，也敢下硬命令，这让他在红四方面军站得住。
可同一股劲也会把身边人推远。军中有人佩服他会打，有人怕他发火，两种评价并不冲突。它们常常同时落在同一个人身上。
万源一带的压力不是一仗两仗就能卸下去。
部队要守山口，也要看住道路，敌军一批批压来，红军这边只能把有限兵力反复调。军长在这种时候容易变得更急，因为每一处缺口都像在催人。
何畏的急躁，不能只当笑谈听。它贴着战场，也贴着军部的疲惫。
红四方面军内部的关系更紧。张国焘长期掌权，军职、信任和路线搅在一起。何畏当第九军军长，有战场需要，也有当时用人秩序里的位置。这个位置给他兵权，也给他风险。前线看重能不能打，组织关系看重站在哪里、听谁调度、说过什么话。
何畏的强硬在战场上有用，换到另一套秩序里，就会变成别人盯着看的东西。
长征结束到陕北，红四方面军干部开始重新归队，许多旧关系被拆开处理。何畏没有把火气收起来。许世友、王建安等人卷入风波时，他反应很硬，话也硬。
过去军长在前线拍板，错了还能用下一仗补；到了审查面前，话一出口，就被放在另一张账上。
被看管之后，军长这个身份帮不了他。
门关上，外面的部队继续走，屋里的人只剩下等待。他不是没有机会换一种站法。到陕北后，军队需要整顿，也需要老干部继续做事。可何畏这类人，习惯把话说在脸上，习惯用硬碰硬来回应压力。战场上能顶住炮火的人，未必能顶住一间屋子里的沉默。
他后来以治伤养病为由离开延安。
对何畏来说，这一步不是寻常换岗。红军正准备改编，许多人要进入新的番号和新的战场，他从原来的指挥系统里滑了出去。前面那些军职、战功、脾气、争执，全停在一个断口上。没有人再等他在军部桌边拍板，也没有参谋需要去辨他的口音。
军部桌边换了人，他原来的位置也被别人接过去。
回到海南老家后，何畏很少谈过去。
村里需要扫盲，他教字；乡人有小病，他帮着看。那里没有军号，也没有军部桌子。红九军、川陕、万源、陕北那些名字，离村庄太远。乡亲眼前的人，只是一个会写字、懂点医术、话不多的人。过去没有完全消失，只是没人天天提起。
门口有人来问字，也有人来问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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